作者丨黄金生
来源丨国家人文历史（ID: gjrwls)
毛泽东和鲁迅，作为伫立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两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这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神交”。鲁迅长毛泽东12岁，青年时代，毛就是鲁迅的“粉丝”。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评价鲁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篇《论鲁迅》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毛称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对鲁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做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报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强调说：“文艺是一支军队，……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鲁迅全集》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这套《鲁迅全集》一直伴随着毛泽东，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到了中南海以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7月，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召开期间，各位代表都获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这枚像章为铜质，圆形，直径2.2厘米，中上方一面飘卷的红旗，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样，下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5个繁体字呈半圆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鲁迅的热爱丝毫不减。1949年12月访苏，他还带着《鲁迅全集》，以便随时阅读。1958年12月1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体现了毛对鲁迅的理解之深，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有人谈到某外国元首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则说：“写一篇老而不死论。鲁迅写过。许多人围攻他，他就是不屈服，从来没有屈服。他又没有我们这么多人开会。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时候的形势，看他的作战方法。”7月8日，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往往会“搬出”鲁迅，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他反复谈到的人物。毛泽东阅读《鲁迅全集》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例如，他看到《鲁迅全集》第四卷里，鲁迅引用张泌《浣溪沙》，其中有：“消息未通何计从”一句，毛泽东读到这里时，认为从音韵来看，“从”字应改为“是”字。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显示，原词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据此作了改正。1971年，毛泽东大病一场，“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依然天天躺在床上坚持读鲁迅著作和各种书籍”。1972年，他又特意让有关部门把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排印成线装大字本。还在上面画了不少圈圈、道道。就在1976年9月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和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上折上了一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是翻开放着的。鲁迅和毛泽东的“神交”还有一个公案，就是鲁迅给毛泽东送金华火腿，冯雪峰在1972年12月25日一次座谈会上说：“鲁迅送给毛主席火腿是真事，时间在三六年十月初鲁迅逝世前不久，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我身上，我就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送毛主席，他说很好……但我到延安，张闻天很生气地对我说：‘书是送到的，火腿给他们（指刘鼎等人）吃了。’因为我送的东西都在密写的报告中写明的，报告是直接给中央的，所以张闻天清楚。关于火腿的事，我见到毛主席时提起过，他高兴地笑着说：‘我晓得了。’”但因为这件事当事人有各种不同的回忆，使得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当年党内交通员王林就说，火腿是他亲自送到毛主席手里的，这一点千真万确。鲁迅先生送来的书籍和食物，包括火腿、肉松、巧克力糖等，单独放在一起，占了整个一麻袋。毛主席看见鲁迅的食物，沉思了一阵，然后大笑，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后来也曾回忆到鲁迅托送的金华火腿，确实被送到了陕北苏区，他也是亲眼看到并尝到的。而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写道：“曾经盛传过一个故事：就是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各位领袖。那火腿是带去了。听说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过了，只好在西安的同志代食了，但一剖割开来，里面却还有书信。下文如何，就到此为止了。带东西的不容易，鲁迅是晓得的，然而听到那时就是盐的运输，被敌封锁，也不是易事，往往以棉袄浸泡在浓盐水中，俟干了再穿在身上带进去的，如果能带到火腿，该多么妙呀！就希望在幻想之下变成现实，也不枉丹心一片吧！”
中央档案馆的史纪辛曾发表《鲁迅托送金华火腿慰问中共领导人史实再考》一文，他根据新发现的1936年5月28日和9月12日冯雪峰致党中央的两封密信证实，鲁迅确实送了火腿，而且还送了两次。第一次送了共8只，后因故未送到；第二次又送了4只。在9月12日的信中，冯雪峰写道他向鲁迅谈及第一次的火腿未送到，“鲁又说再送一点，我因鲁之拥护毛、洛（甫）、恩（来）等兄之情难却，故仍将他购的四支火腿交余兄（交通联络员，具体姓名未知），亲自带上”。史纪辛考证，第二次火腿送到的时间应是在10月17—18日之间。然而仅隔一天，1936年10月19日，鲁迅就在上海不幸病逝，中共领导人无不深感悲痛。而此时鲁迅托送的“火腿”则刚刚被带入陕北苏区，自然也没有心情“可以大嚼一顿”。由此可见，鲁迅给送火腿一事还是有的，不过也不是专门送给毛泽东的，而是给“毛、洛、恩”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鲁迅对共产党及其所进行的革命非常关注，但是他对毛泽东个人的了解有多少，恐怕并不多。当然他也有一些中共革命胜利后的想法，那也都是基于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思考。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其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上推出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时，上海万国公墓内悼念鲁迅的群众而更为人们所关注的，则是如果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鲁迅和毛泽东对此都有一些相关言论。如前所言，鲁迅对毛泽东及其著作的了解其实很有限，但是作为一个敏锐的时代观察者，鲁迅对其非常关注的共产党及其所进行的革命如果胜利后自己的处境，还是有些思考的。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他预测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旧社会崩溃，新社会来临，鲁迅预测他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下面再看毛泽东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1957年3月8日，当时毛正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又谈道：“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但不久，毛泽东对形势发展有了新的判断，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微妙起来。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的。其后，罗稷南的侄子陈焜也发表文章说自己也曾经亲耳听见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上海科学、教育、美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的场景，图片下方左三为罗稷南
熟读鲁迅的毛泽东无疑是非常理解鲁迅的，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对共和国的成立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有可能实践他的理想”（钱理群《鲁迅眼中的真实毛泽东》），但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怀疑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正如当时的环境一样，他也要被“限制和改造”。其实，对鲁迅的改造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就开始了，在这篇讲话里，毛就提到，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只适合“黑暗的国统区”，而不适合“光明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对于被毛推上神坛的鲁迅，毛的这个说法确实让听过这种说法的人感到吃惊，不过这也许是毛泽东当时是在借鲁迅奉劝“右派”知识分子，不要做“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但是其后，毛对鲁迅的评价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1971年11月在武汉的谈话中，他进一步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就在毛逝世前半年多的时候，还郑重地发布指示：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